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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在键盘敲很轻


读《曾国藩传》

Preface

春节期间读了《曾国藩传》(作者,张宏杰)。虽然从小学到高中都有历史课,并顺利毕业,但是我的历史其实是不合格的。对于这片土地上的过去,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。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,所以在读历史类书籍,需要多看资料,并且多思考,勿只听一家之言。


以下是对书中内容的一些摘录:

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,食之弥安也

艰难的科举过程还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,那就是“尚拙”:崇尚笨拙。今人尚巧。办事越巧妙,越少费力气,越走捷径,当然就越好。很多人办事,都追求高效率,甚至不择手段。然而曾国藩不这样。曾国藩说:“天下之至拙,能胜天下之至巧。”就是说,笨拙胜过机巧。办事笨拙,才靠得住。

作为一个笨人,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。

  • 第一,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,因此比别人更虚心,更肯付出。
  • 第二,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,总是失败,因此“逆商”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,抗打击能力特别强。
  • 第三,笨拙的人不懂取巧,不走捷径,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,因此做事不留死角。他考秀才考了七次,举人和进士却考得顺利,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。开了窍后,就能一顺百顺。
    相反,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笨功夫,遇到困难绕着走,基础打得松松垮垮,结果走不远。所以,“笨拙”看起来慢,其实越到后来就走得越快,就好比盖房子,因为基础打得牢,房子就盖得比别人高。

然而,到了翰林院,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,什么叫心性之学,才发现自己是多么鄙陋。他认真研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。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:“何为第一等事?”什么是天下最重要的事?塾师回答说:“唯读书登第耳!”那当然是读书做官。王阳明却不以为然,回答说:“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,或(也许是)读书学圣贤耳!”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,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! 后来王阳明进士考试,也经过两次落第。人人都以落第为耻,但王阳明却说:“世以不得第为耻,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。”大家都以落第为耻,我却以落第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!

唐鉴和倭仁告诉他,日记不是这个写法。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。“静海先生每夜必记‘日省录’数条,虽造次颠沛,亦不闲一天,甚欲学之。”唐鉴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,来督责、规范自己。即使在路上,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,也不打破这个规律。

唐鉴还推荐他向倭仁学习写日记之法:“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,每日自朝至寝,一言一动,坐作饮食,皆有札记。或心有私欲不克,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。” 首先,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,日记要用恭楷来写,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。日记中规定的,就一定要做到。其次,日记的作用是“研几”,几就是细节,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,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,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滑过去。一个细节上滑过,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,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,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,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。曾国藩曾这样描述倭仁的日课:“每日有日课册,一日之中一念之差、一事之失、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。书皆楷字,三月则订一本。自乙未年起,今三十本矣。”曾国藩于是就效仿倭仁,从道光二十二年(1842)十月一日开始恭楷写日记。把一天做了什么事、说了什么话,都要细细地过一遍,然后反省哪件事做得不对,哪句话说得不对,“痛自警醒”,记载下来,深刻反省。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: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,每日一念一事,皆写之于册,以便触目克治,亦写楷书。……余向来有无恒之弊,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,可保终身有恒矣。既然自我完善,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,不能再“闲游荒业”“闲谈荒功”“溺情于奕”。从十月二日起,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:每日楷书写日记,每日读史十页,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。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,除此之外,他还每日读《易》,练习作文。通过记日记的方式,曾国藩提高了学习效率。他也通过这种方式,对自己的性格、脾气进行反省。他在日记中把自己跟郑小珊打架这件事记述了一遍,然后进行分析,这件事虽然两个人都有毛病,但是圣人教导说,改过要从自己做起,而且改过要从速,意识到了马上就要改。所以他撂下笔,马上就去向郑小珊赔罪。郑小珊也很感动,本来是俩人都有错,结果曾国藩主动道歉,于是两个人把酒言欢,尽释前嫌。对于自己最爱犯的“言不由衷”“虚伪”“浮夸”,他在日记中也是高度警惕。他反省道:“予此病甚深。孔子之所谓巧令,孟子之所谓,其我之谓乎?……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,君子乎?女子小人乎?”也就是说,动不动就随口夸人,这正是孔子所说的“巧令”,是小人行径。曾国藩反思,评论人夸奖人要慎重,这样人家才会拿自己的话当回事。“我诚能言必忠信,不欺人,不妄语,积久人自知之。不赞,人亦不怪。苟有试而誉人,人且引以为重。若日日誉人,人必不重我言矣!欺人自欺,灭忠信,丧廉耻,皆在于此,切戒切戒!”

经过不断的失败,曾国藩领悟到,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,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,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。吸烟有形有迹,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:手不碰烟具即可。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。它是多年形成的,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,远比烟瘾复杂、隐蔽,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。“学做圣人”是终生的事业。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、毛病,通过一时半会儿的“猛火煮”,不会彻底改掉,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“慢火温”,才有可能慢慢化解。因此,在修身起始阶段,重要的是猛。在进行阶段,更重要的是韧。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,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、失败、挫折甚至倒退。关键是不能放弃。

清代名臣张英在《聪训斋语》中说:“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。”就是说,交友,是人生第一大事。为什么呢?因为那时候没广播没电视没大学。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,在外想获得帮助,全要靠朋友。所以朋友的多少,朋友的质量,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。

一个人的声望是晋升的重要基础。曾国藩潜心学术,热心公益,在皇帝心目中形象比较清新端正,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。

他说:“无他,熟读《大学》‘知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’数语,尽之矣。”曾国藩说他“行军有伸有缩,有开有合”,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。

在极端痛苦中,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。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,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。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一坐就是一整天,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地过。渐渐地,曾国藩静下心来了。曾国藩反思到,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,碰得鼻青脸肿,不光是皇帝小心眼,大臣多私心,自己的个性、脾气、气质、风格上的诸多缺陷,也是重要原因。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,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,自以为居心正大,人浊我清,因此高己卑人,锋芒毕露,说话太冲,办事太直,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。他翻阅旧日信稿,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,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。写这封信时,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,今天读来,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。信中称湖南湖北“唇齿利害之间,此不待智者而知也”,不仅没有一点儿商量的口气,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。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,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:“其水路筹备一端,则听侍(曾自称)在此兴办,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。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。”仍是一副舍我其谁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。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。骆秉章回信的原话是说他:“行事犹是独行己见,不能择善而从,故进言者安于缄默,引身而退。”说他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,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出主意。当时听了这话,他不以为然,今天想来,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。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:“余生平在家在外,行事尚不十分悖谬,惟说些利害话,至今悔憾无极!”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:“近日友朋致书规我,多疑我近于妒功嫉能,忮薄险狠者之所为,遂使我愤恨无已……仆之不能推诚与人,盖有岁年。”朋友们不能理解他,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,身处局外?他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?“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”这句圣人之言,他虽然耳熟能详,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过。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的批评:“曾记咸丰七年冬,余咎骆文、文、耆待我之薄,温甫则曰:‘兄之面色,每予人以难堪。’”温甫是三弟曾国华。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。确实,面对官场同僚,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,而以小人目人,面色如铁,话语如刀。不光是对同僚,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,他也成天一副“唯我正确”“你们都不争气”的神气,处处批评教训,弄得当年国荃、国华到北京投奔他,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。设身处地,推己及人,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。曾国藩在家中致信各位好友,请大家给他多提意见,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。

曾国藩终于认识到,行事过于方刚者,表面上似乎是强者,实际上却是弱者。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,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。所谓“天下之至柔,驰骋天下之至坚”,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,以其善下之”。所谓“大柔非柔,至刚无刚”。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。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、麻木、圆滑、机诈,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。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,圆滑柔软,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。只有海纳百川,兼收并蓄,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,达到胜利的彼岸。

并说湘军现在顿兵坚城之下,很难马上得手,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,倘若丢掉苏、常,也是得不偿失的。曾国藩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官帽,却坚决反对咸丰皇帝的附加条件,拒绝撤围安庆。古今中外,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,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,能够透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,在利害交织中看清本质,牢牢把握好长远与眼前、全局与局部的关系。

曾国藩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,他曾经夫子自道地说:“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,都能悉心考究。”他还说,“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”,“‘势’则指大计大局”。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,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。这个大利大害、大计大局,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。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会吃败仗,但在战略态势上却总是处于有利位置。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,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不利。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,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,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,迫使对方跟着我们的步子走,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行动。说白了,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

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:江苏、江西和安徽。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?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,叫江南省。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接合部,在军事上十分重要,在经济上更举足轻重。两江所征收的漕粮,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。因此牵动着全国的财政命脉。

“天下无易境,天下无难境;终身有乐处,终身有忧处”。大功克成之际,往往烦恼尤多。

这是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。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其他人如同秋草伏风一样,偃伏在自己脚下,让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得到“坚决贯彻”,“理解的要执行,不理解的也要执行”。曾国藩却不是这样。他的斋名为求阙,一生勤求己过,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。越是位高权重,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,以克除自己身上的“意气”“客气”和“矜气”。他曾说:“安得一二好友,胸襟旷达、萧然自得者,与之相处,砭吾之短。”他有意识地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,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。“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,时时伺余之短,以相箴规,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。”在给朋友的信中,也经常请求他们“常惠箴言,并赐危论”。

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,他悟到,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。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,人生其间数十寒暑,仅须臾耳。……事变万端,美名百途,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,不过太仓之一粒耳。

除了这封重要的信之外,曾国藩还反复讲过很多劝诫的话。比如:“古来大战争、大事业,人谋仅占十分之三,天意恒居十分之七。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,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。”真正出力的人不一定成名,而成名的人不一定能享福,这都是常见的事。“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,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。”富贵功名都是给别人看的,只有心胸开阔,自己才能得到好处。“功不必自己出,名不必自己成,总以保全身体,莫生肝病为要。”

对朝廷的猜忌,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。他熟读史书,更精通易理。《易传》中说:“日中则昃,月盈则亏。”当一个人的地位、权势、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,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。稍微处理不慎,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。因此,越是辉煌的时候,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,趋福避祸。怎么趋吉避凶呢?关键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。

曾国藩的遗嘱与普通人不同,其中并没有什么遗产分割之类的常见内容,重心是放在对后代品性的期许上。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一次,那就是为人一定要做到“不忮不求”。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,见圣贤教人修身,千言万语,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。忮者,嫉贤害能,妒功争宠,所谓怠者不能修,忌者畏人修之类也。求者,贪利贪名,怀土怀惠,所谓未得患得,既得患失之类也。忮不常见,每发露于名业相侔、势位相埒之人;求不常见,每发露于货财相接、仕进相妨之际。将欲造福,先去忮心,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,则仁不可胜用也。将欲立品,先去求心,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,而义不可胜用也。忮不去,满怀皆是荆棘;求不去,满腔日即卑污。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,恨尚未能扫除净尽。尔等欲心地干净,宜于此二者下功夫,并愿子孙世世戒之。人这辈子,最难去除的是嫉妒和贪求。所谓“不忮”,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。“不求”,就是克制自己的贪求心。这两点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,事实上很多人,特别是很多当世名公,都处理不好。嫉妒经常出现在功名事业差不多的人之间,贪求常出现在升官发财之际。连左宗棠、郭嵩焘这样的大人物事实上都常在这两点上犯错误。所以他专门强调,这两点不去除,则既难立品,又妨造福。希望曾氏后人能克掉这两点,做到“心地干净”。

凡办大事,半由人力,半由天事

天地之道,刚柔互用,不可偏废,太柔则靡,太刚则折

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,打得通便是好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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